鲁迅先生生命里的六次“过年”

春节是全世界华人最重要的节日，天南海北风俗各不相同，但总是热闹的。然而鲁迅却曾说：“舍间是向不过年的，不问新旧。”读鲁迅的日记、书信，我们能看到鲁迅如何度过他生命中的许多个春节，他的确少有过节的记录，但“过年”作为一个特别的时间节点，却又留下了许多可堪玩味的瞬间，点缀了他曲折而少欢愉的生命。

1928年3月22日，鲁迅先生在上海景云里寓中

1917：独坐录碑

鲁迅日记向来记录极简略，多数只是记录收支情况和基本活动，偶尔缀以闲笔，便多有意味。1917年1月22日的日记记录如下：

二十二日晴。春假。上午伍仲文、许季市各致食品。午前车耕南来。下午风。晚许季上来，并贻食品。旧历除夕也，夜独坐录碑，殊无换岁之感。

“夜独坐录碑，殊无换岁之感。”这是鲁迅1917年除夕夜的记录。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前夜，而此时的鲁迅，用他的话来说，还如“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”，而有“好梦”的年轻时代业已结束。鲁迅此时更多感受到的是如“大毒蛇”般缠住灵魂的“寂寞”，并深信困住国人的“铁屋子”没有告破的希望。

“呐喊”的时刻还未到来。鲁迅此时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一个普通职员，除了基本的公务，日记中最常见的记载便是去书店买古书或碑帖，埋头辑佚古籍和抄录碑帖。但命运的齿轮已然开始转动，在除夕的五天前，鲁迅日记中记录他给二弟周作人寄去“《教育公报》二本，《青年杂志》十本”。此时《青年杂志》已更名为《新青年》，而1917年的1月1号《新青年》的第2卷第5号发表了日后大名鼎鼎的胡适所作《文学改良刍议》。

1924：失眠与《祝福》

1924年的春节对鲁迅而言并不好过，他的日记中记载：

四日晴。……旧历除夕也，饮酒特多。

……

六日雨雪。休假。下午许钦文来。夜失眠，尽酒一瓶。

鲁迅虽酒量不低，但像“饮酒特多”“夜失眠，尽酒一瓶”这样的描述却也很罕见。自1918年发表了《狂人日记》，鲁迅先生正式开始了白话文的创作。此后，他买碑录碑的记录少多了，同《新青年》杂志同仁胡适、钱玄同、刘半农等人交往则越见频繁。这段时间也是他与周作人友爱深笃的时期。家人、友情与创造，使他暂脱“寂寞”绝境。然而，1923年中兄弟失和，鲁迅不得不搬出八道湾的房子。这一年，鲁迅多方辗转，经济亦十分拮据，年中更生了一场大病，可说是生命中又一个黑暗时期。

“饮酒特多”“夜失眠，尽酒一瓶”大概便是这种心情的反映。然而，也就是在这种痛苦的心境下，鲁迅于年初三完成了《祝福》，这一讲述祥林嫂故事的小说背景也恰在新年，但基调却灰暗、沉重，祥林嫂悲剧的生命正与鲁镇繁响热烈的新年“祝福”成一对比，划破旧历年“幸福”的假象。“还乡”与“过年”是鲁迅小说中常见的主题，他似乎惯常于年关前后追忆，1921年创作了《故乡》，1925年则是《风筝》，基调大都是灰暗的。他用笔在锣鼓喧天的繁饰里留下锐利、深刻的沉思。

1926：骂声中过年

1926年的年过得很是“热闹”。年关前后的一二月间，鲁迅光是与人论战的文字就写了近十篇数万字，矛头主要针对陈西滢和章士钊，也附带着扫射了拉偏架的徐志摩等“正人君子”。刚过去的1925年，鲁迅“命交华盖”，从北师大风波到五卅运动，一年到头“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，收了一大捆”，同时骂人的文章也写了许多，以至于年末编集时忍不住感叹：“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，深得这夜将尽了，我的生命，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，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。”但随即，一二月他又再次投入“战斗”。

这一年，鲁迅斗的人个个有权有势，还因此丢了教育部的职，甚至第二年因为在“三一八惨案”中的仗义执言上了最高当局的名单，不得不东躲西藏，他一边深感无力，“泪揩了，血消了，屠伯们逍遥复逍遥，用钢刀的，用软刀的。然而我只有‘杂感’而已”，一边又继续冒着危险拿起“匕首与投枪”，“然而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么？我要反抗，试他一试”。也正是那些“无聊的东西”，在民国动荡惨烈的黑暗时期里，刻下了他在绝望中反抗的印记。

鲁迅日记手稿

1929：《草花模样》一部赠广平

1927年，鲁迅同许广平定居上海，自此在上海度过了余生。这几年的年关，鲁迅虽仍保持着“向不过年”的习惯，但也已不像前几年那样动辄彻夜写作翻译。上海时期鲁迅保持了和青年的广泛交往，如柔石、姚雪峰、胡风、萧红等，都常常前来做客。过年期间，他常同许广平、周建人等一起逛书店、访友与看电影，平淡中透着少许温馨。1929年2月8日的日记记载：

八日晴。午后往内山书店，得《草花模样》一部，赠广平。

内山书店是鲁迅在上海期间最常去的书店，鲁迅一家也同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内山书店今位于上海市四川北路2050号，毗邻鲁迅公园，游人仍可前往观览、阅读。

1933：为了忘却的纪念

1929年，鲁迅与许广平的儿子海婴出生，从此鲁迅的日记与书信中便多了许多关于儿“孺子”的记录。但时局动荡，这几年年关前后往往多事。1931年1月17、18日，柔石、殷夫、胡也频等五位左翼青年作家被捕，并于次月遇害。1932年，上海“一·二八事变”爆发，鲁迅不得不离家避难，在外颠沛四十余天方得返家。或许也因此，1933年除夕夜，鲁迅罕见地买来花爆庆祝起了新年，他在日记中记道：

二十五日 晴。……旧历除夕也，治少许肴，邀雪峰夜饭，又买花爆十余，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，盖如此度岁，不能得者已二年矣。

早年鲁迅最厌烦春节期间的花爆，常因此而不能入眠，“我因为听北京过年的鞭爆听厌了，对鞭爆有了恶感”，但在历尽劫波之后，燃放花爆而安慰“悲愤、劳作的英雄”，却也是难得的体验。这一年的年关将尽时，正是柔石等人的忌日，鲁迅写下了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，纪念过去两年的“悲愤”，却也为了“忘却”这些悲愤而继续向前：

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，而在这三十年中，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，层层淤积起来，将我埋得不能呼吸，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，写几句文章，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，自己延口残喘，这是怎样的世界呢。夜正长，路也正长，我不如忘却，不说的好罢。但我知道，即使不是我，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，再说他们的时候的。

1936：迟来的“年禧”

鲁迅生命的最后几年，多少有些改变了对“过年”的态度，他在1934年的文章里写道：“在实际上，悲愤者和劳作者，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……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，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，使隔壁的外国人也‘嘘’了起来：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。”

在家人和青年朋友们的陪伴下，鲁迅最后几个春节过得相对平静，尤其是小儿子海婴，带给家人许多欢乐，海婴在幼儿园获得第一名，鲁迅在日记和书信中多次提及，也曾说起海婴因认识了二百字，曾对鲁迅说“你如果字写不出来了，问我便是”，流露出许多温馨。

1935年春节前后，鲁迅第一次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出现了“并颂年禧”的字样，1936年甚至张罗着请一些朋友在旧历年到家中做客，1936年年关前后的书信中，都附有“颂年禧”的字样，可见鲁迅对于过年态度的变化。或许在人生的晚年，鲁迅终于可以稍放下紧绷而沉重的神经，体会较单纯的“休息和高兴”了。可惜这便是他迟来的和最后的“年禧”了。